跨國公司在華年避稅300億 稅務系統人才當顧問
中國反避稅空間大難題多
避稅造成巨額稅收流失
近日,全國最大單筆非居民企業間接股權轉讓所得稅4.03億元在山西省成功入庫,這是由一家境外非居民企業BVI(離岸公司)間接轉讓山西省一家能源有限公司股權產生的非居民企業所得稅稅款。這是繼2011年日本某公司間接轉讓康師傅飲品(BVI)有限公司股權繳納企業所得稅3.06億元后,創下非居民企業間接轉讓股權繳納企業所得稅的新高。
山西晉城國稅局用了近一年的時間征收此筆稅款,此間經過數輪協商、談判。在談判未果的情況下,晉城國稅局與受讓方積極協商,多方努力,這家境外非居民企業BVI公司終于認可了稅務機關對股權轉讓的收入、成本確定方法,同意依法繳納稅款。
“如果沒有反避稅的調查手段,這4億多元的稅款是收不上來的。”中翰國際轉讓定價服務聯盟發起合伙人王駿說。反避稅指國家采取積極的措施,對國際避稅加以防范和制止。反避稅往往是針對跨國公司和外商投資企業而言的,因為通過關聯公司和海外交易,跨國公司可以利用制度漏洞少繳稅。
2012年3月,國家稅務總局召開全國國際稅收工作視頻會議。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王力稱,2011年全年通過反避稅手段增加稅收貢獻239億元。
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辦的財稅學術沙龍上,中央財經大學稅務學院教師何楊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隨著全球化貿易與投資的發展,跨國公司利用國家間的稅制差異進行利潤轉移,不同程度地侵蝕主權國家稅基。其中,發展中國家因為稅收征管和法律制度的漏洞更可能成為跨國公司利潤轉移的受害者。一些非營利組織通過初步估算發現,每年從發展中國家轉移出去的利潤高達350億美元。
2011年,據媒體報道,谷歌(Google)在華子公司或業務密切合作企業——咕果信息技術(上海)有限公司、上海構尋廣告公司和谷歌信息技術(中國)有限公司存在涉稅違法行為,數額高達4000多萬元;具體違法行為包括使用假發票、將無關費用如“按摩費”等列入成本、不按規定代扣代繳營業稅等。
谷歌中國則稱,“我們認為,我們現在和以往一直完全遵守中國稅法。”
雖然言之鑿鑿,但跨國公司利用政策空隙避稅操作卻是全球“行規”。
據彭博社調查,谷歌迅速積累的財富,除了從廣告等業務中獲得,還得益于將其在海外獲得的大部分利潤通過一種復雜的法律結構轉移到了一些避稅場所,從而保持其稅率維持在超低的2.4%的水平。
國家稅務總局2004年的數據顯示,跨國公司每年的避稅活動給中國造成300億元的稅收損失。
2008年的數據顯示,美國通過反避稅調查查補的稅款是1000億美元左右,而我國僅有7億美元。
外企怎樣避稅
從稅收上說,一方面,國內企業減稅的呼聲很高;但另一方面,跨國公司通過避稅造成巨額的稅收流失。雖然近年來我國的反避稅調查力度一再加強,但仍有很多企業通過各種避稅手段少繳稅。甘肅省國稅局工作人員劉浩(化名)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可以看到,在華投資的跨國公司,虧損面達六成,“長虧不倒”現象非常普遍。
劉浩介紹,每年反避稅可以給國家增加稅金,尤其在外企比較發達的地區,比如江蘇,每年通過反避稅談判收回的稅款,可達上百億元。
“十一五”期間,蘇州市反避稅工作合計調增應納稅所得額146億元,補稅16億元。蘇州作為一個省轄市,反避稅補征稅款在全國占到13.5%。“十二五”伊始,調增應納稅所得額35億元,補稅3.5億元。近6年來,共有7個案件單案補征稅款超過1億元。
這些跨國企業用什么辦法騙過稅務稽查人員的眼睛呢?
“轉讓定價是最常用的一種避稅行為。”劉浩介紹,轉讓定價是利用關聯企業,將利潤轉移到國外。
“說白了就是高買低賣,比如原料進價20元,成品卻以10元賣出,制造環節不賺錢,企業處于虧損,而關聯企業將利潤算到國外母公司,在中國就沒有繳納企業所得稅。”
外企避稅的重點是企業所得稅,因為企業所得稅是一種流轉稅,只對企業的盈利進行征稅。
中央財經大學的一項研究表明,一些跨國公司在中國確實有轉讓定價的嫌疑。尤其是有避稅地聯系的跨國公司,通過利潤轉移顯著地降低了稅收負擔。
該研究透露,跨國公司尤其是和避稅地有直接聯系的跨國公司,稅前利潤率要高于本土公司,這說明跨國公司有著更高的生產效率和利潤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單位資產的稅負,跨國公司比本土公司低0.1%,有避稅地聯系的跨國公司比本土公司低0.34%;單位利潤的稅負,跨國公司要比本土公司低1%,有避稅地聯系的跨國公司則比本土公司低4.4%。這反映出跨國公司,尤其是與避稅地有直接聯系的跨國公司,負擔的稅收要低于本土企業。
研究表明,高利潤率和低稅收負擔,是跨國企業轉讓定價的一個特征。